達文西

2017/12/18 12:21蘋果日報黃士元／台北地檢署緝毒組主任檢察官

行政院研議設立毒品法庭並請衛福部評估多元處遇配套方案，被視為我國毒品立法第三次變革的重要起點。圖為警察查獲毒品。資料照片

最近，行政院審查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》第11條之1施用三級毒品修法草案時，升級研議設立毒品法庭並請衛福部評估多元處遇配套方案，這是非常值得讚許的一步。

回顧我國毒品政策的立法，曾歷經兩次重要的變革。第一次是在民國87年，將《肅清煙毒條例》修正為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》。在此之前，檢察官只能起訴吸毒犯，由法官判被告罪刑。該次修法後，首次將吸毒犯定性為需接受治療的「病患型犯人」，可入監所進行觀察勒戒和強制戒治，接受「機構內處遇」，然後為不起訴處分。

第二次重要變革則是在民國97年，立法者強化「治療優先於刑罰」的理念，賦予檢察官給予緩起訴戒癮治療的選項和資源。這是一種「機構外處遇」，檢察官可以命被告先到醫院接受一年的戒癮治療，包含藥物、心理與社會復建治療，並定期向地檢署觀護人室報到驗尿，順利完成即可結案，若不配合則將遭到撤銷緩起訴處分而被提起公訴的後果。

前兩次的變革，都提升且改進了毒品多元處遇的手段。尤其，海洛因吸毒犯導入美沙酮的戒癮治療手段，在司法和衛福機關的合作下，已經讓我國海洛因人口逐年下降，在年輕族群之間獲得了相當的遏止與控制。然而，這十年來，安非他命持續猖獗，而各種新興毒品不斷湧現，尤其愷他命、大麻、搖頭丸此類娛樂性用藥大幅擴散。在即將邁入民國107年之際，我們必須正視毒品情勢的社會變遷，開始推動第三次的變革，而毒品法庭和多元處遇模式的戒癮治療，應該就是這一波變革的起點。

當然，要進行重大修法的變革，實務運作的配套也應該有所準備。事實上，各地檢署和衛福部所轄各醫療機構、縣市政府毒防中心，這幾年來的運作與磨合，都已經有了相當穩定的基礎。而現行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的「機構內處遇」，優點在協助處理「戒斷症狀」及毒品環境的暫時隔絕，但若能搭配「機構外處遇」，將更有助於輔助落實毒品法庭的多元處遇理念。

以筆者服務的台北地檢署為例，戒毒團隊所執行的「非鴉片類藥癮戒治計畫」，就是值得引介的一個多元處遇模型，也是為修法變革所做的前期基礎工程。這個計畫是由衛福部與台北市政府編列款項，補助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在內的指定醫療機構，設置個案管理中心，配合地檢署執行戒癮治療，並邀請社團法人解癮戒毒協會等公益團體組成聯合團隊。緩起訴被告被地檢署轉介到松德醫院成癮防治科時，是以個案管理方式，進行醫療、心理諮商、認知行為或職能治療。被告若同時參加戒毒協會舉辦的「正念減壓班」全人康復課程(每期4個月，隔週上課，一次2小時，共8次)，於課程進行期間可減少到觀護人室報到，且若順利完成8次課程，到醫院接受治療時，更可以獲得補助驗尿費與心理治療費用，這是國內首創對於積極戒毒者的「心理酬償」機制，而課程內容由動機式晤談開始，介紹毒品的真相，並輔以正念靜坐(解毒禪修)，希望達到增強自主戒癮動機、反思生命歷程、增強自我調控能力與以自身力量脫離毒品控制人生的目標。

在松德醫院的主持下，經追蹤統計發現確實有成效：(一)根據北檢觀護人室提供的104年度驗尿資料顯示，單純到醫院接受治療的171人中，有97人(約57%)因驗尿陽性而遭撤銷緩起訴處分，只有73人(約43%)順利結案；除至醫院外，同時參與戒毒協會輔導完成課程的174人中，僅有49人(約28%)因驗尿陽性而遭撤銷緩起訴處分，另有124人(約71%)順利結案。(二)根據松德醫院提供的個案尿液毒品篩檢陽性反應資料(因醫院與觀護人室均有驗尿機制)，參加「正念班」的92人中，只有4人(約4.3%)為陽性，非正念班的240名個案中則有81人(約33.8%)有陽性反應。

可見，在醫院成癮防治科專業醫師的妥善監控下，除原本醫師、藥師、護理師、心理師、社工師與職能治療師的專業治療外，輔以私部門的專業公益團體參與協助戒毒，可以發揮互補效果，且成效更佳。

當然，並沒有單一種戒癮方式可以適用於所有人，因此有必要推動戒癮多元處遇的環境。例如新北市政府毒品防制辦公室也相當積極，近兩年也編列預算，補助新北市民入住全省各地中途之家，105年合作者有6家、106年則已達10家；且105年補助個案每月1萬元，106年每月1萬5千元，1名個案終生最多補助18個月，一年新收個案約15人，平均入住期間約8到9個月，既有隔離毒品環境的效益，也有宗教團體信仰的支持，且安排技能課程以利復歸社會。惟因需長期入住，故屬「機構內處遇」方式，且獨立於司法外進行，目前較難明瞭其戒毒成效。但這是值得肯定的多元處遇模式之一，倘若能夠納入司法戒癮治療領域的一員，在被告初期大多欠缺「病識感」(不認為生病)，不願配合就診的情況下，有司法機關充當醫療與民間戒癮團體的強力後盾，並由觀護人協助督導，將會是毒品法庭的基礎配套。

筆者以為，地檢署、縣市毒防中心、醫院、公益戒癮團體這四根支柱必須密切合作。具體方法是要建構以個案為中心的合作關係，讓戒癮治療的過程隨時回報到司法機關，再動態反饋回到各執行機關，依個案情況即時調整處遇強度，例如是否增加矯正強度，或者提供心理酬賞來獎勵改正。具體操作上，地檢署可透過緩起訴處分金或毒品防制基金的補助方式，來扶助公益戒癮團體和多元處遇機制，並引導其處遇方法應符合個案的個別化需求，且具有可驗證性，而目標就是達成康復，甚至能走出去分享自己心路歷程以成就他人，讓更多患者建立自信，不再用毒。

若能創造更多元處遇的戒癮模式，政府能妥善孵育醫療機構、心理諮商、民間公益戒癮團體的健全環境，便是為毒品政策的進階版，打造真正穩固的地基。而且，各醫療機構、心理諮商和公益團體為爭取信賴，自然會提出其具有可驗證性的戒毒方法論與實際作法，逐漸形一個有效的知識與實務界社群。而彼此既然都是在此領域深耕多年的專業人士，對話與溝通學習的成效更易加倍，科學研究的方法自然應運而生，四根支柱合作的能量自然愈益强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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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政府的職責在於，政策上引導產生多元處遇模式的良性競爭環境，就會激盪出更好更多的戒癮處遇方案，也就可以提供未來毒品法庭依個案需要而搭配選用。我們期待，民國107年是我國毒品立法第三次變革的重要起點。